來源：總社　點擊數(shù)：81　時間：2021/5/19

　　5月12日出版的《中華讀書報》，刊發(fā)了由閆趙玉撰寫的書評《她們，從古文獻的字縫中走來》，向讀者介紹并推薦總社新書《古史性別研究叢稿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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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評全文：

她們，從古文獻的字縫中走來

閆趙玉

　　新時期以來，性別史研究蔚然興起，發(fā)展迅猛。王子今教授《古史性別研究叢稿》就是這方面的一部力作。

　　《古史性別研究叢稿》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古代社會各種類型各種階層的女性，有女媧、嫘祖、鹽水神女、西王母等神話傳說中的女性，有秦宣太后、漢呂太后、南宮公主等皇室女性，還有秦漢時期的巴寡婦、武負、王媼、文君等女工商業(yè)主，乃至戰(zhàn)國宮廷的女巫、漢代的女童、文學作品中的女兒國、驛壁題詩女子等等，可稱是對古代特別是先秦兩漢女性生活的全景式觀察。

　　對于古代女性來說，兩性關系與家庭關系在生活占據最重要的位置，作者對性別問題的思考很多都是從當時的家庭關系出發(fā)。漢簡中所見女性大多在家庭中活動，有如張家山漢簡中的“偏妻”“下妻”，皆是對“正妻”以外女性配偶的稱呼，這反映了漢代社會多妻現(xiàn)象的普遍。作者通過分析走馬樓三國吳簡中“寡嫂”和“弟寡婦”，與漢代以來文獻記載中的“養(yǎng)寡嫂孤兒”，指出這種事跡不僅被視為儒家“禮”“義”的重要道德標尺，從宗族視角來看，“養(yǎng)寡嫂孤兒”首先可以維護“孤兒”在本宗族的正式身份，其次，也有保護家族財產的原因。

　　作者對女子軍事史與女童的研究尤為精彩。古代女子從軍，是軍事史上引人注目的現(xiàn)象，通過對這一現(xiàn)象的分析研究，可以了解在當時社會生活中婦女的地位和作用。本書通過探討戰(zhàn)國秦漢時期的女軍史料，說明了當時社會主導意識中的尚武精神，以及當時的女子地位較于其他時代相對較高。通過研究漢代軍隊中的“卒妻”身份，指出“卒妻”們很有可能首先成為女子參與戰(zhàn)爭現(xiàn)象的行為主體，而漢代女子的軍事生活，其實有著更為豐富的形式。

　　作者分析了緹縈上書救父與孔融女事跡，指出漢代文獻中頗多“能史書”“善史書”的女童?！芭隆迸c“少習儀訓”是女童教育的重點，成功的女童教育對文化世代承續(xù)有著重要作用，如班昭自幼蒙母親教導，曾有“賴母師之典訓”的感言，班昭的論著由兒媳丁氏整理，丁氏還作有《大家贊》總結班昭的文化貢獻，“女童教育影響了婦女生活的品質，也因知識女性對子女的教育，實現(xiàn)了文化的世代傳遞，從而明顯有助于社會精神生活層次的提升”。

　　作者還善于進行性別史與多種學科的交叉研究。比如對古史中的“吳起殺妻”現(xiàn)象進行政治文化與法制史的考察，吳起在魏國執(zhí)政時提出了“執(zhí)政以德”“在德不在險”，為了變法成功與國家強盛不辭禍兇、殺身成仁，即使擁有“義之至”“忠之節(jié)”的政治光環(huán)，也不能掩蓋“殺妻求將”的人倫陰影與“殘忍薄行”的道德指斥。在古代正統(tǒng)司法理念中，就算是法家思想指導下的秦法，對家庭中妻子的生命權也是予以保護的，正史中也多有“殺妻”罪犯被處以死刑的案例。

　　情感研究與歷史記憶是當代史學研究的一個新趨勢，書中對情感研究與歷史記憶研究亦頗多注目。書中亦有從情感史著眼研究歷史人物，如《秦始皇的情感生活——兼及秦始皇是否立皇后問題》，探究秦始皇的子女與情愛生活。又如《呂太后的更年期》，指出呂太后被史家與政論家指責的罪惡過失，都發(fā)生在其晚年，受到了更年期煩躁、焦慮、多疑、易怒等心理因素的影響，即現(xiàn)代所謂的“更年期綜合征”，權力導致了危害放大，使得某一人的心理病癥成為整個社會的災禍。情感研究將歷史研究的重點從理性研究轉向了感性層面，歷史書寫與歷史文本的形成，本就是理性思考與感性情感共同作用的產物，人物的情感、心理等非理性層面，往往對歷史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。

　　法國史學家諾哈（Pierre Nora）論及歷史記憶研究時認為，記憶研究不是要復原或建構歷史，也不是對過去進行回顧，而是要關注歷史的當下記憶，即“記憶所系之處”，如何通過研究“歷史記憶”來書寫歷史，才是研究者應該關注的重心。本書善于通過研究“歷史記憶”來挖掘其文化象征及影響。如作者通過揭示“姬別霸王”的歷史記憶，來探究“虞美人草”的文化象征，“虞美人”故事在詩詞與戲曲中具有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，在后世的文學接受中，因為書寫者性別的差異還出現(xiàn)了認知偏差，“男性作者往往從悲歌劍血中體味柔情，女性作者卻借此宣揚一種項王與虞姬共有的剛強”。作為一種文化象征的“虞美人草”，在后世文學傳播中被賦予“忠貞剛烈”“獨立人格”等多種象征意義。

　　歷史記憶研究是探究集體對于過去意義之認知的重要途徑，《論稿》對“漢代‘嫘祖’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影響”進行探討，指出所謂“嫘祖好遠游”“因以為行神”，暗示著嫘祖的文化創(chuàng)造與社會貢獻包括絲綢成品的流通與絲織技術的傳播。并以《史記》中記載的臨江閔王劉榮故事為例，指出漢代正是社會普遍風行“祖神”“行神”崇拜禮俗的歷史時期。沿著這種研究思路繼續(xù)深入下去，“自然開發(fā)與生產經營的關系，行政史與經濟史的關系，交通進步與文化傳播的關系，都可以因相關研究有所明朗”。

　　中國古史學未來的發(fā)展方向，當是在批判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，將狹義的歷史學與考古學進行整合式研究，更加重視對歷史資料與出土文獻的利用。陳寅恪《王靜安先生遺書序》中歸納王國維治學的“三重證據法”，其一為“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”，本書中的古史考據，亦是善于將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，將問題論述建立在古史環(huán)環(huán)互證的基礎上。如對張家山漢簡《賊律》“叚大母”進行釋義，考證居延漢簡“歌人”，都是對古史記載與漢簡資料的綜合交互運用。再如古器物學的研究，作者通過研究秦漢時期的雙連杯揭示其背后蘊含的民俗文化意義，指出，雙連杯的流行，與當時重視“娶妻嫁女”的婚姻習俗有密切關系。

　　作者對秦漢文物考古信息十分熟稔，對傳世文獻、出土文獻的利用不拘一格，觸類旁通，比如對走馬樓竹簡女子名字進行分析，闡發(fā)古代婦女名字背后的社會文化信息，以“姑”“女”為名，反映女子在社會關系中的被輕視，以“貞”“思”取名，作為女子婦德的標志。作者并以人名為線索，討論了地方女性的社會生產職任、家庭責任、取名好尚等話題。作者對史料的運用信手拈來，往往能于故紙堆之間別有心解與發(fā)明，給人以俯拾即是、著手成春之感。

　　本書引證豐富，故事感十足，頗為引人入勝，既可作為專業(yè)研究者的學術讀物，也不妨作為業(yè)余愛好者的興趣讀物。掩卷之際，古代女子的顰笑悲喜、喜怒哀樂漸漸浮現(xiàn)在眼前，她們穿越歷史的塵埃，緩緩訴說著個人與時代的故事。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，“她們站立在古來文獻的字縫之間，震撼著后世一代代讀史者的心靈”。